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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干 简历(画家王干简历)及资料详述

  王干 –

  简介

  1985年毕业于扬州大学中文系。1982年参加工作,历任江苏高邮市党史办公室、文联干事,文艺报社编辑,《钟山》杂志编辑,江苏作家协会创作室副主任,专业作家,文学创作二级。

  王干 –

  作品

  著有专著《世纪末的突围》、《迷人的语言风景》(合作)、《苦涩的世界》、《揭开朦胧之迷》、《文学十日谈》(合作),评论集《王蒙王干对话录》、《南方的文体》,散文集《静夜思》等。

  王干 –

  评价

  作为一个批评家、思考者,王干真诚的、执着的信念没有变过。他说:“我是一个极度痛恨虚伪的人,我曾经把自己的终身的使命定为要与虚伪作斗争,像契诃夫终身要与小市民的庸俗为敌一样。”他有时候“不得不容忍那些虚伪的言辞和虚伪的表达”,因为“彻底的真诚会损害别人,当然也会损害自己”,他明知,如果文学平庸,“真正的批评往往会感到生不逢时”。但他知不可为而为之,虽然不时妥协一下,也并不愿意降低自己批评的水准。

  王干注重文艺批评的内涵,他强调文学要有“思想的力量、整合的力量、人格的力量”。他反对率尔而谈,在批评的实践中,他注重考察文学所面临的时代背景、文化语境,注重从作家的思想发展、艺术演进上做综合研究。他的文学批评与当下文学创作现实的结合始终比较紧密。近年,他根据我国文学发展的现状,提出了几个“延伸”,如写作者的延伸、文学类型的延伸、载体媒介传播渠道的延伸等等,都很有见地,他的批评脱离了一般的就事论事,从来不会做隔靴搔痒的无用功。

  王干的批评也向来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,他追求批评表达的多样化,拒绝用“文学的经典条文去套文学文本”,在他的评论中没有引经据典的名头,从来不以新概念、大人物来吓唬人。他的言说语气一般情况下都是平易的、和蔼的、流畅的,如邻家的大哥那样,但他的批评自有水准高人一格,而且从不与别人重复。

  王干一直致力于批评疆界的拓展,他的文学批评、文化批评始终保持着敏锐、鲜活的特点,他从不满足于自己所做的一切与正在做的一切,他愿意给自己找麻烦,他不喜好安逸、平静,就如苏童概括的那样:“他的眼睛终日闪闪发光,陶醉于对文学现象或者文学思潮的高度提炼和概括中,他成为一个文学运动的狂热推动者,同时也成为一个文学口号的高明缔造者。”

  王干的不安分和一再“转身”给我们太深的印象了。他要求他的批评要像条“鱼”那样,必须不时到不同的水里去,而在同一片海子里,也要经常从不同角度游几个来回。朋友们为他叫好,也为他捏了一把汗,因为他转身的幅度和方向有时是出人意外的。这里面其实有着他的追求、苦闷,有时是挣扎。“他的目光像一把梳子,放弃了文学这个新娘子,开始梳理大文化的头发,这是一堆貌似时尚其实苍老的乱发,需要更大的耐心,需要更大的力量,从赵薇到金庸,从尼采到鲁迅,从足球到麻将,王干侃侃而谈,词锋犀利而精准,似乎在帮助我们分析每日呼吸的空气。”(苏童)看过他的文章,你有时会想,这个老兄想到的我为什么没有想到,他这样说我为什么不这样说?于是我们便开始留意自己每日呼吸的空气了。

  乐于思考的王干也是个真诚的“民主主义者”,他愿美好的生活、丰富的文化形式为社会上的每个人分享。这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对网络的态度上。他提出“博客或网络文学是一种软文学”,它“在文体上,打破常见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以及评论的局限,或者将这些文体杂糅在一起,不拘一格,不是带着镣铐跳舞,而是在跳舞时砸碎镣铐或化镣铐为道具”。他欢呼法国作家、思想家罗兰·巴特理想中的开放文本,在今天终于通过网络得到了实现。在王干看来,网络的开放性和共时性为开放文本提供了硬件,读者或网民的及时介入和随意发挥使能动的、自为的读者真正诞生了。经由网络,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的普及、民主、狂欢,这应该值得让人高兴。在这个问题上,王干持这种阳光心态,是美好的。

  王干 –

  人物访谈

  问:你现在以评论家为名,事实上你早先的创作涉及了文学的多个门类,当初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?

  王: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,是整个上世纪80年代文学大潮推出来的结果。我在陈堡上中学的,后来参加高考,粗心大意把作文写偏题了,成绩一下子就比较差,虽说数学考得很好,但也只够去上高邮师范了。那时候国内整个的文学氛围比较浓,高邮师范的文学创作气氛也是很盛很盛。大家都在写小说,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写,所以发表得最早的文章是小说。记得当时写完了,是请同学帮助润色的,没想到《雨花》就发了。发表以后,对写小说的热情高涨,我们老师说,你非要写小说不可的话,就一定要提高理论水平。所以我就找了很多文学评论、文艺理论来看,从古到今,看到后来眼高手低了,最后就不会写小说了。

  问:就是这么个歪打正着,促发你走上了文学批评这条路的吗?

  王:可以这么说的。那个时候非常迷恋汪曾祺的小说,不是我一个人迷恋啊,是整个文学界都在迷恋汪曾祺。因为看得多嘛,当时我跟费振钟、陆晓声就合写了一篇《论汪曾祺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》。

  问: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你与汪曾祺有不解之缘的开始吗?

  王:应该说,汪曾祺他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审美的眼光,或者说能够鉴别文学的一个味觉,这个味觉判断的能力比较强大是很重要的。那时候模仿他的小说,研究他的小说,到最后跟他接触,就是味觉提升了。所以到现在,大家开玩笑说汪老是美食家,王干也是一个小美食家。老有人找我写美食专栏,我说不写,以后老了再写。但是我觉得汪老他给了我一个文学的味觉,一个良好的味觉。

  问:《文学评论》是评论界权威的刊物之一,你的评论最早发在了《文学评论》丛刊上,这对你树立在文学上的信心有激励吗?

  王:是啊,上了《文学评论》,等于一步就踏到中国文学评论这处最高殿堂了嘛。当时能上一篇文章到《文学评论》,基本上就是教授、副教授了。有人搞了一辈子的文学研究,《文学评论》都很难上,到现在还是很难的。当初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情况,我们才二十三四岁,没有什么学术功底,也没有人推,就年轻气盛吧,胆子大,退稿就退稿吧,也不怕难为情。就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呢,后来就写文学评论了。

  问:接着《文学评论》办了一个进修班,你去了,对你打开文学评论这扇大门有什么影响?

  王:上《文学评论》办的那期进修班,是我在文学上得到的第一次大的提升。但同时呢,也就需要我很大的一笔钱了,大概要350块。当时我跟我们单位领导还搞得不愉快,因为去的时间比较长,又要单位出钱,还属于不务正业吧。最后那个班上好像就我一个人是自费去,其他人去进修是理所当然,还是个荣誉。前些天我把我们那个班的名单看了一下,现在很多文学评论家啊,刊物主编啊,丁帆,费振钟,林道立,陈墨,李明泉,跟我联系比较多的《山花》主编何锐,《红岩》的主编刘扬,都是那一批的。你想想看,在高邮一个小地方,很少能见到什么人物啊。所以在北京的时候,比如说看到刘心武,看到刘再复、何西来,还有很多当时属于评论界的顶级的高手,他们都给我们讲课的啊。我参加这么一个活动,就像是条小鱼儿一下子跑到大海里去了,那是种跳跃式发展的气势啊。 问:据说在进修班你还是个“半工半读”生?

  王:班上有要求,说老师讲完课以后,要整理一份材料,整理一份十块钱,很多人都不愿意干,因为整理很苦。这个我知道,然后我说我来整理吧,就因为那350块钱,我要把它挣回来。所以听课的时候,因为要整理,无形中一个是听得很入神,第二个是整理的时候,等于做了个消化。如果当时我也是公费,说不定还拿点补贴,可能就是听听,然后就跑掉了。有些学术问题,或者理论问题,它是很枯燥的,而且,刚开始新鲜,时间长了以后,可能新鲜感也丧失了。最后我整理了大概有二十个人、二十份左右,挣了大概200块钱,后来他们又觉得整理很不容易、很辛苦,又加了50块钱。

  问:这倒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,有种成就感吗?

  王: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,你看,学习也没有花单位的钱,还自己挣了一些。其实我觉得这段经历非常重要,就像你刚才讲的,让我真正打开了文学评论这扇大门。以前对我来说,基本上属于一张白纸啊,现在正好碰到这么一个知识爆炸,新的术语啊,新的概念啊,新的理念啊,哗哗哗,全部吃进,然后又迅速把它酝酿、发酵,之后回来写文章,乖,呼里哗拉地写得很快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我当时学的不仅仅是一个人,是一帮人,就像武侠里面,从每个人那儿学一点招数,就学到好多招数。其实,这只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是这样,当时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的,但不可否认,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评论的一个黄金时代。

  问:你很幸运地遇到了这个黄金时代,后来的发展如何?

  王:1986年我在《文学评论》发了一个《论北岛的诗》。1985年的时候,朦胧诗还处于将出未出这么一个状态,一次我跟《文学评论》的邢少涛聊起来,他说有一套油印的《今天》。哎,我说这个我喜欢。然后他回去就把他收藏的《今天》寄给我看,因为是一套《今天》,我对他们那种风格的整体把握就比较强了,之后我就写了《论北岛的诗》,《文学评论》就给发出来了,后来还收到了将近两百封读者来信。以后呢就比较顺了,大概五六年时间,基本上每年在《文学评论》上发一篇。

  问:那段时间还在高邮?

  王:在高邮。到1987年,《文艺报》搞短篇小说评奖,要找一些能吃苦,或者是能干活的人来吧,海笑向《文艺报》推荐我,《文艺报》就要把我借调过去,借调可能也就三四个月吧,那个奖评完以后,他们觉得我还挺能干的,就把我留下来了。在《文艺报》是我又一个学习、长进的很好机会,我那时候有很多新鲜感,从小地方来的,突然看到名家的稿件,那就不是编稿子了,是在学习。1988年江苏筹办一个评论报纸要我回去,最后是七弄八弄没弄起来。5月份,《文艺报》这边又跟我说,你愿不愿意再留下来?我说好啊,那当然好啦。这样我又留在了《文艺报》。之后时髦北漂,我说我是比较早的北漂了,1987年、1988年就北漂了。

  问:说到北漂,大家都知道那是非常艰苦的,你当时的生活情况怎样?

  王:当时我住的是地下室旅馆。后来我的文章里写到四三旅馆,汪政说,你这个四三旅馆,怎么像保密机构?实际上所谓四三旅馆,是因为它靠近43路终点站跟起点站,我那时的文章都是在那里写出来的。当时《文艺报》的领导对我很好,因为《文艺报》好多人都没有房子,好多人就在办公室里挤着,也有的在外面租房子。我没钱,租不起房子,领导就跟我说,王干,你呢按十块钱的标准找个房子,每月300块钱我给你报销。那很高了,我工资才拿两百多。那时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房间,也就20块钱,有洗澡的地方,有卫生间,就很好了,但是也讨厌,就是人的流动性很大,每天换人。我就开玩笑说,每天换一个男人。基本上就是到北京办一两天事的人,人家来了问你干嘛干嘛的,我说受不了了,就找地下室,在单位门口,十块钱一天,住了好长时间。

  问:你在北京期间,和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的对话,影响非常大,后来又出了《王蒙王干对话录》,对话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?

  王:我第三次提升或者说进步的机会,就是跟王蒙对话。到北京以后,我曾经有一个巨大的梦想,因为王蒙那时候特别健谈,我说哪天能跟王蒙坐谈论道,那将是人生一大快事。那个时候觉得是一个幻想,是不可能的,他职位那么高,而且影响那么大,但后来没想到很快认识了,我自己都不相信。这事情像传奇一样的,像武侠里面见到一代宗师,就这种感觉。1988年,我在《读书》文章发表得比较多,正好胡乔木也喜欢看《读书》,就经常看到我的文章,有一次是关于莫言的那篇,叫《反文化的失败》,乔木、夏衍他们都看了,都比较喜欢,后来就问王蒙这王干是谁,王蒙当时并不了解我,跟那种前排实力派的评论家相比,我还是有很大距离的。后来偶然的机会,正好我跟他儿子王山在一个办公室,王蒙说到这事,王山就说到了我。之后我跟王蒙有了接触,他发现我跟他说话能激发他的一种激情和欲望吧,就征求我的意见,所以促成了这个系列对话。他是文化部长,很忙,我还记得很清楚,一次对话前他好像在陪日本首相竹下登,忙完以后打来电话,说王干我有三个小时,你能过来吗?然后我骑个自行车在北京那个大胡同里面,晃荡晃荡,跑到部长家去。有个细节我现在还记得,他家对面有一个公厕,我去之前先上一趟公厕,因为他非常忙嘛,我就尽量少占用他的时间。这期间一共对谈了十次,叫“十日谈”,后来我就在当时住的地下室里给整理了出来。现在有时候把对话录拿出来看看,当初啊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良好的文学状态,有些话现在可能都不一定能讲得那么有激情,那么有冲击力。

  问:到了《钟山》,好像才让你在文学工作上有了个固定的落脚点?

  王:是啊,1988年跟王蒙对话以后,他说你有什么要求?我说我就想回南京,我说在北京漂的时间也长了,累了,后来正好《钟山》缺搞评论的编辑,他就跟海笑、艾煊推荐了。1989年大概5月份到了《钟山》。其实到了《钟山》也是一番折腾,大家看我好像一帆风顺,但是吃苦的时候都没看到。高邮那边也说你怎么还不办手续啊,就这样煎熬了两年,很难受的。最后我在《钟山》被挂了大概两年才把关系转过来,这期间评职称啊,没有我,拿的钱比谁都少。这也就是为文学梦多付出很多成本吧,不过回过头来想想,也没什么,什么职称啊,什么级别啊,都是很虚的东西,还是对文学有兴趣吧。

  问:有文章说,你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有意义的符号,是登高一呼回应众的人物,比如“新写实”、“新状态”的倡导,比如《大家》和“联网四重奏”,还有文学刊物的策划创意。你的看法呢?

  王:我做文学评论,是建立在对文学思潮的跟踪、描述、分析和研究这个基础上的,而且我是一直在做这个事,后来我又把这种思路带到做刊物上去了,这样可能就跟其他人做刊物不一样了。人家刊物呢,可能就作家做作家,就作品做作品,我可能把一个作家一个作品,或者几个作家几部作品当成一个现象、一个类型、一个思潮来概括,来推出,所以给人的就不是那种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感觉,而是一种整体的、一个浪潮的冲击。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感觉,所以大家觉得,啊唷,王干一出手就动静比较大。另外,我的文学评论里面可能有一个特点,就是刚才说到的味觉或嗅觉比较好,哎,有动静了,或者这个作家好像有什么新苗头了,我可能有一定的预见性吧。这个呢,是一个编辑必须具备的能力,你在人家后面跟风就没意思了。

  问:2000年年底你又从南京调往北京,这一次又是出于什么考虑?

  王:去的原因很简单,我当时开玩笑说,我做文学这一块,一个完整的链条差不多都做过来了,现在惟一没有做过的是出版了。我从开始写小说,评小说,编小说,发小说,推小说思潮,推小说作家,最后要检验它,那怎么检验?就是做出版卖小说。出版呢,是文学里面很重要的一项程序,现代文学史上很多大作家,郑振铎、茅盾、叶圣陶、巴金,都做过出版,开过书店,当时书店就是现在的出版社。这个对我有兴趣,正好人文社给了我这个机会,虽说还要编刊物,但实际上我看重的是做出版这一块。所以我到人文社后,由《桃李》开始,编了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《桃李丛书》,像韩东的《扎根》、东西的《后悔录》分别获得了2003年和2005年度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。

  问:你近些年的评论文字有相当一部分涉及了文化领域,比如你用“赵薇的眼睛特别大”概括了中国的消费文化,出于什么考虑?

  王:上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时代,它是一个文学向文化转化的时代,或者说文化正在文学化的这么一个时代,所以对大众文化的研究,也是我的一个兴趣。你看中国老百姓喜欢赵薇,美国人喜欢章子怡,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区别。老百姓看电视,如果是章子怡的,肯定没有赵薇的收视率高,赵薇的这种文化确实是中国本土娱乐文化的产物。所以呢,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消费文化的一个符号还是有点道理吧。

  问:作为一个上世纪80年代起名噪文坛的评论家,甚至你个人也因此广受关注,可以称为“王干现象”吗?

  王:复旦的郜元宝倒是写过,有一次他跟王蒙讲,王干这个人,其实很多人还没去研究他这个现象。他就说,王干作为文学里面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,非常少见。这么一个编辑,一个评论家,他能影响当代文学的走向和动静。这么一个人,对文学能像一个文学的发动机,不断给文学增添新的话语、新的话题。郜元宝觉得这对文坛的贡献是很大的。还有张尔客也说到这事,他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那一批评论家,现在基本上都二、三线了,还活跃在文坛并且还能冲锋陷阵的几乎没有了。像这两年谢有顺、李敬泽他们这一代,他们现在叫我干老,说老同志还在混着。后来我讲,一个是比较虚纳,对各种现象啊,保持一个客观的认识。再一个就是,我可能还是有一点绝活的吧,就是对很多新的现象,能够迅速把握到,并且用一个适当的方式把它给提出来。反正是,一般人觉得很难的事,到了我这里,好像也没费太大的劲就把它做出来了。

  问:身在他乡20多年,心里还有着记忆深刻的泰州吗?

  王:最熟悉的当然是兴化了,我喜欢原来兴化城的那个感觉,就是上世纪70年代、80年代小城的那种味道。那次我来泰州做“非常周末”的时候,完了我拉上主持人今波,我说你跟我到下坝走一趟,去看看我小时候到泰州来坐轮船的地方。因为当时我爷爷、奶奶、叔叔都在泰州,所以对泰州一直有一种文化上或者精神上的首都的感觉,比兴化还要亲。童年时要到泰州走一趟,那是非常向往的一件事,要买什么东西啊都到泰州,什么天福布店啊、留缘照相馆啊,觉得如数家珍。原来的老泰州,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温馨的感觉,而且那个水码头、吊脚楼,让人想起沈从文笔下边城的风格。

  王干 –

  荣誉奖项

  2010年10月凭借散文杂文《王干随笔选》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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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二

06/18

王干 简历(画家王干简历)及资料详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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